中国技术传播：“井喷”前的挑战

  虽然亚洲（中国）的企业急需技术传播专业技术人员，但他们的数量非常少，技术文档相当难理解。这些手册图形和文字脱钩，仅粗略介绍了一些技术信息，但显然需要很高的技术水平才能理解。看上去是给修理产品的人，而不是给用户使用的。

  美国南部州立理工大学技术传播学教授卡萝巴那姆

  高科技产品各式各样的用户手册、说明书让普通人眼花缭乱。本报记者 陈欢欢/摄

  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手机、相机、个人电脑等高科技产品都慢慢的变成了生活日用品。然而与之相伴的，则是厚重的产品说明书。时至今日，阅读说明书已成为令很多人头疼的事情。有西方学者表示：“目前在中国，所有科技文档都按科技工作人员的思路设计。没有现象表明，这些与产品和操作规程有关的内容是按照用户思路设计的。”中国市场上的产品说明书怎么样才可以简单明了呢？

  “技术性信息的传播叫做技术传播。在复杂的技术产品遍布日常生活的现代，无论消费者们是否意识到，他们总是直接或间接地从技术传播中受益。而目前在我国，虽然业界对技术传播需求迫切，但没技术传播高等教育专业，没有专业学术组织和期刊，缺乏汉语语境下的技术传播标准，这就是我国技术传播学的现状。”我国技术传播专家、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传播和科技政策系教师徐奇智作上述表示。他的同事谢栋也认为，科技文档的质量已成为中国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门槛之一。

  徐奇智告诉《科学时报》记者，技术传播已经有近150年的发展史，然而其起源和发展却和美国两个与工程、工程师丝毫没有关系的法案紧密关联《毛利尔赠地法》和《就业法案》。

  1862年，美国颁发《毛利尔法案》，又称《毛利尔赠地法》。在此之前，工程师通常是学徒出身，没有受过正规的高等教育。美国在《毛利尔法案》保障的土地和金钱支持下成立了大量大学，包括普度大学和大量理工院校，工程专业因此成为更多学生的可选课程。

  但是，当时有一种“职业教育论”，认为工程师所受的是职业教育，无法与传统的大学教育相提并论。工程师也因此被认为是“接受过某种特定培训的工人”，处于较低的社会地位，当时许多工程师几乎是文盲。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了更好的提高工程师的文化水平和社会地位，1893年美国工程教育促进协会领导课程教学体系改革，在工程教育中加入了英语课程。

  二战之后的美国，根据1944年颁布的《就业法案》，及他们的适龄子女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徐奇智说：“由于工程专业更容易找到工作，他们大多选择了工程专业。于是，接受技术传播教育的人数一直增长，并且拥有了选择度很高的课程教学体系。”

  据介绍，在1850年到1950年的100年中，技术传播只是工程专业的辅助课程，企业中从事技术文献写作的人也主要是工程师或其他技术人员。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由于兵器工业和军事技术的发展，出现了大量新技术，一般的工程师和技术人员已经非常困难将它们表达清楚，特别是当他们面对没有专业相关知识的大众时。于是，业界开始雇佣专门的技术写作人员，出现了技术传播者。通用电器、通用汽车等大企业先后设立了技术写作部门。

  “美国的学科发展都是从应用开始的。”谢栋说。同样，技术传播在美国也是由业界需求带动的。上世纪50年代的军事技术民用化浪潮延续到60年代，同时随着冷战升级，新技术不断出现，业界需求不断增大，逐渐改变了学术界的思想。伦斯里尔理工大学1958年开设了第一个技术传播学硕士学位，并在同年成立了第一个技术作家学院。到上世纪60年代，美国大学先后开设了10个技术传播专业，这中间还包括麻省理工学院和密歇根大学，还有很多大学提供短期培训课程。

  上世纪70年代中期，技术传播学逐渐获得更多承认。1976年全美共有19个技术传播专业，1981年时增加到56个，并出现了学术期刊和学术组织。技术传播学获得独立学科的地位，技术传播成为一项产业。

  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大量公司开始招收技术传播人员。1970年，技术传播人员年薪的中等水平在15000美元左右。“但是他们依然处于辅助地位，当公司需要裁员时，他们首当其冲。”徐奇智说。

  这种情况逐渐发生明显的变化。1984年的一项调查显示，76%的作家和73%的经理人认为：拥有技术传播的教育背景或证书的人，在就业时拥有竞争优势。

  到上世纪90年代，出现了经济全球化、新市场、新产品、新用户等出人意料的变化。1993年美国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技术传播者对于新技术产品实现核心价值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当时技术传播者的主体由30岁至40岁的女性构成，她们从不同公司接受项目合同，主要领域从技术型或工业公司转向新兴的通讯行业，年薪的中等水平在43000美元左右，已超越专业硕士的平均年薪。

  据谢栋介绍，除了高校，国外技术传播的很多概念、体系、应用来自企业，国外大企业都有技术文档写作部门，有些甚至有专门的研究小组。“技术写作的很多概念和体系来自IBM。IBM公司并不仅仅做硬性产品，还作很多咨询服务，涵盖范围非常广。在技术传播方面，他们成立了专门研究小组，提出很多新概念、新体系，得到国际技术传播协会的认可，并成功应用于业界。他们的工程师和高校博士合作研究，发表了很多技术传播的学术文章。”

  “虽然业界需求强烈，但由于中国大学没有技术传播专业，中国的技术传播从业人员并未经过专门培训，有些人纯粹由汉语或英语专业毕业，缺乏技术背景。因此，他们开发的技术文档经常注重于文脉关系和科学概念，而不是解决实际问题，这就造成了研究与业界需求脱钩的现象。”徐奇智说。

  美国南部州立理工大学的技术传播学教授卡萝巴那姆曾带领代表团来中国讲座。她在文章中指出：“虽然亚洲（中国）的企业急需技术传播专业技术人员，但它们的数量非常少，技术文档相当难理解。这些手册图形和文字脱钩，仅粗略介绍了一些技术信息，但显然需要很高的技术水平才能理解。看上去是给修理产品的人，而不是给用户使用的。”

  2005年，国内一家信息技术企业与中国科技大学科技传播与科技政策系合作，由后者为其文档开发部员工提供科技翻译、科技编辑、表意学等方面的培训，并对该公司引进的一个文档开发软件系统来进行研究并提供使用指导。徐奇智表示，这表明国内大型高新技术公司开始意识到技术传播的重要性。目前，华为、中兴、联想等公司都设置了专门的技术传播部门，各自拥有数百名员工专门从事技术文档的开发。

  但事实上，在国内大多数企业中，技术文档、用户手册和产品说明书等资料，通常不由专业方面技术传播者开发，而是由研发技术人员兼职完成。徐奇智说：“这一些企业中很常见的做法是技术能力较强的技术人员从事研发，而技术能力相对较弱的从事文档开发。文档开发完全是辅助性的，甚至被认为是低档次工种。所开发的文档也不符合国际标准，在国际竞争中常常处于劣势。”

  谢栋说：“国外对技术文档的要求非常严，这方面达不到国际标准，有几率会成为我国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瓶颈。很多中国企业主要是依靠低价格打入欧洲市场，所以必须尽量控制成本。然而，有些企业的新产品英文说明书往往需要发到印度二次开发，才能作为最后的交付件。这导致了成本的提高，对公司的国际竞争力影响极大。”

  徐奇智认为，中国的技术传播学发展面临一个“井喷”的时机，这一产业潜在的市场需求一样巨大，甚至超过美国，但是缺乏学术界的支持和专业人才的培养。因此，学术界应针对业界的需求来做具体研究，而不是纠缠于概念的辨析，并要尽快建立针对汉语语境的技术传播产业标准，消除语言的不确定性，避免用户按照手册做相关操作时也许会出现的误解和错误。

  1982年，美国学者Connors指出，建议书的编写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产业价值就已达到10亿美元。今天，技术传播慢慢的变成了一项非常庞大的产业，涉及高等教育、信息产业、传统工业、政府、新闻媒体、广告等各传统产业。许多国家对此有自己普遍的产业标准，如《英美编目条例》就规范了文档的条目，提供了便捷的检索方式。

  目前在美国，技术传播专业人才的需求越来越旺盛。由于政府每年都需要同工业公司签订大量采购合同，并且要求他们定期提供进度报告，技术传播者充当着研究、生产、管理和客户间联系人的角色。此外，研究机构、教育学习管理机关、政府机构、期刊杂志等都对专业方面技术传播人才有一定需求。

  目前，美国共有290多个技术传播专业，几乎每个大学都有技术传播辅修课程。作为一门多学科融合的学科，技术传播课程包括文档设计、提议与说服、视觉设计、可用性和可读性、超媒体设计与开发、技术编辑、人机交互和国际传播等。